罗学蓬自传：《一条大河波浪宽》全本连载

罗学蓬

罗学蓬自传 第一卷

一条大河波浪宽

百年欲问浩劫事

一条大河波浪宽

罗学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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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坐牛车，穿花海，一路叮当到江津

许多年来，我记忆深处存贮着一幅极富动感的图画。随着年龄增长，年代久远，那画面却是越来越清晰如初……摇啊摇，摇啊摇，哐啷哐啷，哐啷哐啷，摇到外婆桥。耳边持久地响着外婆的摇篮曲和轻脆的叮当声……一头老牛，拉着一架带篷的大车，车上坐着外婆、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就是安卧在襁褓中的我，穿行在犹如大海波浪起伏一般的油菜花丛中……近处是一片金黄，目光落到路脚下像玻璃一样光亮的小溪，掠过如金波般荡漾的花海，只见轻烟似的雾岚深处，黛色的大山若隐若现，颠连起伏……我们一家就这样从川北的蓬溪县蓬莱镇，听着牛脖子上的铃铛一路摇曳，一路脆响，向着数百里之外，长江边上的古老小城江津走来……

我非天才，一个一岁多点的婴孩，不可能有超人一般出类拔萃的记忆。留在我脑海中的这幅生动清晰的图画，显然是由把我带大的外婆，和父母在不经意间的若干次谈话中给我描绘，再由我想像而成的。

稍大后我才知道，父母和外婆带着我从川北到江津，基本上可以算是一次逃亡。我那在川北赫赫有名的外公病死两年后，解放军开进了蓬莱镇。我父母害怕共产党把外公的帐算在他俩身上，赶在解放军进城之前，逃到乡下，租了几亩田土，一边做庄稼，一边观察动静。种了才一年，川北农村开始搞土改，家家户户都要点人口，评成分。眼看没法呆了，父亲只好带上一家老幼，雇了架牛车，往自己的老家江津跑。

我父亲罗文瑞，仅读过几年私塾，却能写一手好字，特别是他的蝇头小楷，在江津书法界是无人不知的。除了写字，我父亲在赌博上也出类拔萃，属于赌坛上的风云人物。

父亲乃江津县珞璜人氏，年轻时是重庆东圆公司——私人创办的綦江钢铁厂，解放后合并给了重钢——派驻川北蓬溪县蓬莱镇的办事处主任。父亲销售的产品，在那个时代无疑处于最前沿，最尖端，自然也是最有科技含量的。比如铁锅、鼎锅、锄头、钯疏、炉桥、菜刀、斧头、火钳、火钩、火铲等。

许多年后，父亲一说到到那段人生经历，就情不能禁，充满自豪。说他手下有12个职员，食宿办事处全包，每年还要发四季衣服。平常标准是中午两荤两素一汤，晚上一荤两素一汤。甑子蒸的白米干饭随便舀。他手下职员的地位，就象如今微软、苹果里的白领那么牛逼轰轰。当地的女娃娃追父亲手下的未婚职员，那是追得来一路狂奔，扑爬跟斗！父亲是管这些牛逼轰轰角色的掌柜，所以他娶的是当地袍哥龙头大爷滕少林的千金小姐——也就是我的亲生母亲滕彩云！

父亲虽然算不上英俊，但五官端正，身材匀称，不仅年轻，能写一手好字，还能打一手好牌。龙头大爷我外公对父亲第一好印像，就是来自牌桌上。父亲脑瓜子活络，精力极其充沛，坐上牌桌，从来是赢多输少。而且父亲年纪轻轻，就能与当地的达官贵人，富商名绅同桌打牌。彼此有个生昭满日，他也会收到一张请柬。这就足以证明，他混社会的档次不低。

虽然父亲和外公过从甚密，但还远未到主动招他做女婿的地步。

父亲后来登堂入室，一蹴而就，成为滕家东床快婿，居然是土匪帮了他的大忙。

我父亲罗文瑞、母亲滕彩云，和他俩的孙子罗一在艾坪山上踏青

我父亲罗文瑞和我堂兄罗学全

年关将至，父亲外出收货款，半道上被土匪绑了“肥猪”。土匪心贪，抢了父亲收的半皮箱银元不说，还打算派人去通知办事处，要他们拿钱来赎人。父亲一着急，这智慧就蹦出来了。他大模大样喝斥土匪头子，你好大胆子，连我也敢绑，你晓不晓得我姓甚名谁，是哪个大户人家的乘龙快婿？土匪头子让他这气势镇住了，说我晓得你是东圆公司办事处的头儿，你是哪家女婿，我还真不晓得。父亲说，我告诉你，你派人去蓬莱镇上要赎金，不必去东圆公司办事处，直接找滕少林滕大爷，你问问他管不管他女婿的死活。我还告诉你，滕大爷他膝下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叫滕彩云，马上就要做我的夫人。土匪头子一听，马上叫喽罗杀猪宰羊，恭恭敬敬，高杯矮盏地招待，末了，将已经被他们灌得醉醺醺的我父亲扶上滑竿，皮箱连银元，也绑在滑竿上，一直抬拢蓬莱镇城门边上，才放下来，道一声“拜拜”

亡父留下的墨宝，罗致系笔名。

我生于1951年2月20日（当知青时因成分不好，担心岁数大了出去不了，便开后门改小了一岁，现在身份证上是假岁数，也就只能以假乱真了），推算起来，我随父母外婆从川北的蓬溪县蓬莱镇，迁移到父亲的祖籍之地川东江津县城，时间应当是在1952年。

那一年，江津最重要的事情是，剿匪正在取得全面的胜利。

罗学蓬

江津剿匪给我留下的印像，无疑是血淋淋的。

江津童谣：“脸朝河对门，二世为好人。”指的就是江津历朝历代，无论前朝时的“大辟”（砍脑壳），还是民国后实施的枪决，杀人地点，都是在东门河坝。从古时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九十年代，皆万古不变之成法，循例是背插勾红斩标，先在城中万人空巷，游街示众，取“杀一儆百之效”，然后再押下大河滩，于众目睽睽之下行刑。每一次枪毙人，也就是江津百姓的“盛大节日”，男女老少，均齐聚在陡峭的河坎上，居高临下观看杀人全过程。待枪声响过，死刑犯便在上万人的呐喊欢呼声中，血花四溅地倒在了那片大河滩上。河坎上一片嘈嚷，男女老幼急不可耐，争先恐后拥下河滩，零距离与死者接触。

于是乎，杀人便杀出了仪式感，被杀者与杀人者，皆成了历史进程中的演员。小城凶日，被涂抹上一层盛大节日的斑斓色彩，平凭了几许欢乐气氛。

所以江津人看杀人，习以为常，见惯不惊。

笔者幼时，便在河坎上亲眼看见用机关枪执行死刑，从乡下抓来的土匪一排排跪在沙滩上，待枪声响过，土匪像狂风中的谷草把子尽皆倒下，那时尚是年轻人的父亲将我一把抱在怀中，随着河坎上的人浪一边欢呼，一边飞踏踏往沙滩上狂奔而去。

按照沿袭下来的惯例，死人要在沙滩上暴尸半日，才用早巳准备好的竹席裹上，拉去掩埋。

笔者曾两次亲眼目睹围观者用柴火将死人的衣服点燃，人会像干柴棒子一样燃烧起来，随后像活了一般，手脚慢慢蜷曲，浑身冒出亮晶晶的人油……

一次被烧的是傅国先，一名曾在朝鲜战场上立过战功的志愿军副连长，因老婆红杏出墙，被他抓了现场，便学得武二爷手段，手刃了奸夫淫妇，当然，他也把自己送上了黄泉路。

那时照相是个很稀罕的活儿，公安局缺乏这样的人与设备，每次枪毙人，都是到与公安局一墙之隔的照相馆请专业照相师傅。我父亲罗文瑞，便常常奉命去完成现场拍摄资料照片的重任。

听我父亲说，枪毙傅国先那次，把他吓得要命。原来，执行的战士出于对惨无人道的傅国先的痛恨——傅国先手刃婆娘时，那女人肚子里已经怀着他两三个月的娃娃，一刀下去，母子双双殒命——就把七九步枪子弹头在鞋底用劲擦，擦得发烫时再推上红槽。一枪响过，只见傅国先的脑袋像西瓜一样爆开，红的白的满天飞，溅了我爸爸一脸不说，其中一砣像豆腐脑一样嫩咚咚白生生的脑花，端端落到爸爸海鸥照相机的方框里，吓得他目瞪口呆，许久回不过神来。随后，围观百姓又找来柴禾，将傅国先烧成了一具骨头架子。

还有一个被烧的叫陈绩，此人是个小学教师，当时布告上昭示的罪名是偷听敌台，并按照收音机里教授的办法给台湾的特务机关写密信，所以“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如今想来，那时正是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经常有被饿死的老百姓被抬出城去，此人或许怕死，想领取点活动经费来填填一家人的肚皮，也是有可能的。

父亲带着一家人回到他的家乡江津，在他大哥、在城内黄金地段衙门口开着江津最大照相馆的罗文祥（字雨辰）帮忙，最先在东门外中山公园大门正对面租了一处民居，既开照相馆，也做家。没有店面，来了客人，就到一街之隔，花团锦簇，万紫千红的中山公园里去照相，生意居然很是不错。

罗学蓬

2、小县城的小老板们
   
最早出现在我眼中的江津县城，四周有高大坚固的石墙环绕，后来政府组织起老百姓，热火朝天地把城墙全拆了，在历代先人们留下的墙基上，改造成了环城马路。
我妈妈滕彩云是川北的大家千金，她的父亲也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眼的外公滕少林，是蓬溪县有名的袍哥龙头大爷，四川省政协编撰出版的文史资料“人物传”上，列有我外公的辞条。听妈妈说，我的大小外婆，就多达五个！在外公的桑梓之地蓬莱镇上，那是铺号连片，家里的深宅大院，解放后被充公，做了镇委的办公地。妈妈个性很强，性情刚烈，眼界也高，把读书看得特别重。到江津生活几年，生了我二弟学民以后，她还入了设在文庙的江津女中读书。
文庙座落在城里的鞍子街，大门前，威风凛凛地立着一块“凡军民人等在此下马”的石碑，院子里立着全城最高的古老建筑奎星楼，还有大成殿，放生塘，大院里还有几根直刺云天的银杏树。一入深秋，满地就像铺满了厚厚一层金箔。
为了妈妈读书方便，爸爸在鞍子街35号租了房子。文庙离我们的新家，不足百米远近。我家正对着一条狭窄的小巷，小巷名字取得好，叫吉人巷，可以经大河沟，卞家厅，一直插到天香街。
行脚商不如开堂坐店，坐地发财来钱松活，爸爸和四爸罗文彩，细木手艺活很好的邹开泉三人合资，开了一家“红征照相馆”，地点就在繁华热闹的板桥街上。我四爸负责暗房，爸爸负责照相，邹开泉仍然做他的细木活，反正年底分红时，按股给他一份。
爸爸颇有几分文艺范，雇人把门面改造了一番，最粘路人眼球的是建了一个橱窗，下半截是赭红色嵌白色碎瓷片的水磨石底座，上半截是明晃晃的玻璃，里面摆放着爸爸拍摄的，以黑白为主，也有少数着过色彩，变得来花花绿绿的大照片。
爸爸在安子街租的是“猫猫药酒局”医馆老板李渐鸿的私房，“猫猫药酒局”五个字儿写在漆黑晶亮的大匾上，高悬于大门上方。
李太医人瘦眼睛亮，站在医馆门口的街沿边，就像立着一根灯杆。他说话声音很尖，有点像宫里出来的太监，特别喜欢唱玩友（川剧座唱，亦称围鼓戏），如同吸鸦片的人上了瘾。白天他忙于治病抓药，晚饭后得了空闲，便和玩友们在街边围坐唱戏。待到板鼓一敲，云板一响，李太医陡地便来了精神。他唱玩友图的就是个自娱自乐，他工须生，嗓子也亮脆，过得去，但他唱川戏却入不了那味儿，虽是十分的投入卖力。玩友们却都不喜欢和他配戏，但碍着他的地位和身份，也没人会给他难堪。李渐鸿倘若一晚上没轮上张口唱角儿，便恹恹地失了精神，次日一整天也没精打彩。好在他荷包里有的是钱，很快玩友们便号准了脉，只要一晚上能让他唱上个一折两折，这晚的茶水烟卷宵夜便由他全包了。所以，李渐鸿每晚好歹也就能捞上个不起眼的角色，吼上几腔过把瘾。
玩友班子里不分尊卑，猫猫药酒局的老板、有钱有地位如李渐鸿者，只能配个不入流的小角儿。后来成为我爸爸同事的罗跃光的老婆曾淑良，人长得有模有样，还天生一副好嗓条，声音清脆明亮，成了班子里的当家花旦、台柱子。
李渐鸿的老婆我们都叫她黄孃孃，是南安门外武城山顶黄家院子的人，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待佃客也真是十分的和气。夫妇俩膝下有只有一个大笃笃的儿子，不多言不多语，像只大麦鹅。他除了会花钱，百事做不来，纯粹一个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在川剧院里长年定下最佳位置的，安子街唯有李光全。还有一个，就是文庙旁边直通南安门的红壁头巷子里的骨科医生曹济州。
后来上初中时读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看到里面有一个资本家们组织的“星期五聚餐会”，我就想起江津照相业的大小老板们，也有一个同样性质的聚餐会。不过他们是每月聚一次，那时叫凑米打粑，现在叫aa制，除了相互通通气，摆摆龙门阵，彼此联络一下感情，最让我们这些娃娃望眼欲穿的，就是那一顿油大。
我记得每次大人们都是盛妆出行，男人西服革履，女人通常穿旗袍，夫人们甚至有几分争奇斗艳的味儿，利用这个平台，一个个恨不能鹤立群，艳压群芳。
会聚的地点有时在小十字江津饭店的包房里，不过，在电影院斜对面那家装饰得有些儿新潮的小饭馆的时候更多一些，老板们把这家小饭馆全包了，人一到齐，就关大门，不对其他顾客营业。小饭馆四壁加上天花板，都用油漆涮得大红大绿，空中横拉着彩灯，还有个半园形的吧台，在那年月里，这就很洋气了。
我记得有次什么菜也不吃，只吃一样东西——饺子蘸醋下大蒜。雪白的饺子热气腾腾，用长梭梭的大鱼盘接连端上桌，娃娃们大呼小叫，高兴得要命！
我对建国之初江津城内开照相馆的老板们如数家珍，他们中有黄荆街东亚照相馆老板王锡凡，他的女儿就是后来江津城里有名的“九机姑娘”王红容，九机是列举出她家里有九件家用贵重物件，比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洗衣机，空调机等等，比只有一支手电筒的赵本山，强得太多，显属改革开放后江津最先富起来的那一拨人，所以王红容就以九机姑娘的名号，成为时代明星，还被推上重庆晚报，成了个小城名人。再加上她台湾那边有亲人，所以连统战、政协开会，也少不了她的身影。
王红容是老知青，回城后被安置在江津照相馆工作，磕头行大礼，恭恭敬敬，拜我爸爸为师。王红容的男人是重庆下到江津的知青吴云鼎，改革开放之初在老米市开了家“对又来包子铺”，辛辛苦苦刚把“对又来”做成块金字招牌，上了重庆名小吃榜单，一股银水不停地往家中潺潺流，吴云鼎就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儿子小波接手，做了几年，生意越来越红火。他呢？娶了个乡下来的漂亮能干的服务员做老婆，索性把生意交给老婆打理，自己当个翘脚老板，整天操高雅范，先骑摩托后开车，满世界奔波搞摄影创作。小波老婆巴心不得，遂将一彪娘屋人马弄来当帮手，她当穆桂英，亲临前线，挂帅指挥，生意于是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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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年以前江津商绅们的夫人
然后是开在大十字群林市场楼上的春秋照相馆老板熊家鹏。熊伯伯是抗战时期入川避难的湖北人，后来就在江津定居下来了。他的女儿熊传敏，女婿陈和昭，都是我在江津师范学校当音乐教师时的学生。陈和昭一辈子从事音乐教育与创作，成果颇丰，现在的江津音乐舞蹈协会主席，就是他。
然后就是板桥街红征照相馆的三个小老板罗文瑞、罗文彩、邹开泉。
接下来，还有我幺爸罗文金开在五福街的青年照相馆。幺爸还在江津中学读高中时，受守卫西陵峡口石牌要塞的胡连将军，战前留给老父妻子的两封感天动地的遗书影响，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作为一名汽车兵刚开进缅北，还没看见个日本人的影儿哩，就在一次空袭中脑壳负了重伤，抢救过来后，留下个癫痫后遗症。这癫痫，民间俗称“母猪疯”，病一发作，不管啥场合，“咚”的一声倒在地上，手脚抽搐，口吐白沫，喉咙管里还发出“吭吭吭吭”的叫唤声。一直到十几二十分钟后，把人累虚脱了，才沉沉睡去，须一两个钟头，方能醒来。醒来，怔怔地看看他跟前的人，掸掸衣服上的尘土，无事一般，转过身，走了。
等到后来病情愈发严重时，发病的时间，便越来越长，好几次都睡过去一两天。以至于他最后一次发病，我幺婶刁燕兰坚决不准换老衣，办后事，在他身边守了四五天。那是炎炎夏日里，都守出浓浓一股子味儿来了，才作罢。
接下来便是照相馆开在安子街与文庙十字路口的王浩。个子不高，块头很大，白白胖胖的王伯伯，在我们这帮娃娃眼中就像个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他哥哥王金，是国民党的兵，四九年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后来不知怎地又到了香港，开起了照相馆，而且还和住在江津安子街上的弟弟王浩和母亲联系上了。
三年困难时期，王金知道大陆到处都在饿死人，就隔三岔五地往母亲弟弟这里寄熟猪化油、各式肉类罐头、白糖冰糖、装在漆得花花绿绿的铝皮桶里的东南亚产的大米。每次寄来好吃物，还附有一封家书和几张照片。大字不识一个的王婆婆听儿子念过信后，就把信和照片当宝贝一样藏在怀兜里，捏在手心里，须臾不舍分离。那时街道上的公用自来水龙头就安在王家大门旁边，喜欢坐在门口晒着太阳观街景的王婆婆看见我挑着水桶来担水，便会喊，蓬娃子，快过来，王婆婆给你颗糖吃。我知道，给我颗糖吃是手段，让我帮忙给她念信才是目的。给王婆婆念信就像做特务，进屋马上关门，连窗子也不能开，大白天屋子里弄得来黑漆漆的。王婆婆小心翼翼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我注意到，那信笺居然用黑色的锡箔纸包着。然后，我就鬼鬼祟祟地放低嗓门，给王婆婆念信，有时听了一遍王婆婆叫我从头再念，主动权这就转移到我手里了，我会抓住时机，再敲诈王婆婆一颗糖，而且要我喜欢的奶糖。文革初期抄家时，王浩伯伯被弄到高板凳上站起，把腰杆弯得低低的。他的罪名可不轻，红卫兵明察秋毫，说他长期出卖国家经济情报，要不，香港的哥哥咋会知道他没吃的，会不停地往他家里寄好吃物？王婆婆呢，坐在旁边，眯缝着眼睛，看红卫兵折磨他儿子，从始至终，双手捂胸，一言不发，就像一尊土地菩萨。

前排左一：仿容照相馆老板、我大伯罗文祥、字雨辰，春秋照相馆老板熊家鹏、后排左一，江津摄影总社公方经理、党支部书记白定华、文庙（县政府招待所）附近照相馆老板王浩。

还有四牌坊石家院子的田子杰也不能忽略不提，他有个独生儿子，身材，五官，长得来相当不错，只可惜说话媚声媚气，有时还冷不防将手臂软软伸出，给你来几下兰花爪，以助声势，于是便得了个绰号“假姑娘”，30好几了，还没讨到婆娘。文革初大抄家时，我凑在门洞上看稀奇，看见田家父子俩背心贴背心被红卫兵拿棕络索捆扎在一起。假姑娘一眼瞅见门洞上有双眼睛溜来溜去，心中怒火蹿起，猛一弯腰，对准门洞一使劲，一泡热呼呼，粘稀稀的浓痰，稳准狠地啐在我眼睛上。
最后登场的主角便是全城最大的“仿容照相馆”老板罗文祥。我大伯块头大，人也壮，白白的脸颊上透着红晕，江津人都称他罗胖子。罗胖子还兼着江津摄影商会的会长，他喜欢穿西式大衣，戴呢帽，一副既富泰，又高贵的样子。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一部记录重庆大轰炸的文献片，其中有一个镜头，是日本飞机前来轰炸江津时，中国空军驾驶战机升空迎战，双方互有损失。日本飞机被揍下来两架，中国飞机也坠毁一架，全都栽到了东门外七八里长江边上的贾坝沱一带。江津县长黄鹏基得报后，立即派人将三架飞机残骸和五具日本人的尸体一并抬回，摆在东门大操场示众。我伯伯闻讯后，立即赶去拍了几张照片。几十年过去，这几张照片居然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这个节目中，唯一遣憾的是，播音员说错了店名，他把我大伯说成是“仿客”照相馆的老板，而不是“仿容”。而且连我大伯的名字，也被导演省略掉了。行笔至此，我不能不替我那早已辞世的大伯，爆一句粗口：真他妈妈的！
后来我才晓得，驾着中国空军战机上天和日本鬼子拼命的其实是苏联人。黄鹏基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苏联人的两具尸体本来巳经抬进了城里，重庆来电话叫马上送下去。我即派人雇了条船，把苏联飞行员的尸体用白布裹上，巳经送走了。”
事后，江津人民为了纪念这次空战中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在东门外公园内的长江边上修建了一座中苏血谊亭。亭子顶部，就是用苏联飞机上的铝皮盖就的。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提着家伙，去把这亭子给砸毁了。

罗学蓬

每天更新。

风扬天下之

罗大师又出现了

几江人民

静静地等待！

风扬天下之

今天不是应该连在第2集吗

罗学蓬

3、一泡童子尿，冲出连环案

2017年初春，40多位四牌坊小学的同学举办首届同学会，特邀我作为嘉宾参加。这次同学会最大的收获，是有人提供了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那是拍摄于51年前的全班男女同学的毕业照！在那个一穷二白年代里的少年儿童，除了胸前的红领巾整齐划一，透着一抹鲜亮，其它的，恐怕就只能用“艰苦朴素”来一语蔽之了。
尤其令人震惊不已的是，十三四岁的男同学们，居然全都是“赤脚大仙”！照片是会说话的历史，它蔑视一切粉饰现实的美丽词藻。
借助qq、微信等现代化通讯工具，这张如同文物般珍贵的照片，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了分散在天南海北更多当年的小伙伴之中。撞击每个同学心魂的，是那一张张青涩的脸蛋，一对对天真的眼睛，和一双双令人骤发一声叹息，无不感慨万端的光脚丫子。
当年，这些十三四岁的娃娃们连穿一双鞋子也成为奢望，却仍然在老师的带领下，努力挺起干瘦的胸膛，用稚嫩的嗓子高唱着雄壮有力的进行曲，并且从不怀疑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儿童，长大后要义无反顾地去解放地球另一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类。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社会与人们的思维早已进入了正常的轨道，已经步入老年，过上衣食无忧生活的同学们这才真正明白，我们和我们民族一起，曾经集体做过一个何等辉煌壮丽，何等荒诞不经的梦！
而真正值得每一个人庆幸的是，同学们半个世纪以前经历过的那种连鞋也穿不上的苦日子，永远也不会再降临到他们的子孙后代头上了！
这才是重庆市江津区四牌坊小学全体同学的幸事；
这也是全中国老百姓最大的幸事！
照片前排，男同学们所有的脚，都放肆地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唯一穿着鞋的蜀津同学，却在快门即将按下的那一刻，有意识地将脚往里收了一下。这个动作充分表明，他突然意识到他已经特殊到了不合时宜的地步。
     
前排左五，是唯一穿着鞋子的蜀津同学

这是回田家炳中学参加民中五十周年同学会时，同学邓龙海拍的：王明远、罗学蓬、蜀津。

蜀津收脚这个镜头，让我乍然想起邹韬奋在他的《萍踪忆语》一书中，写到他去苏联黑海边上的著名风景地克里米亚半岛游玩，出于好奇和新鲜，进入了天体浴场，只见偌大海滩上，男男女女，全都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唯有他穿着一条游泳裤。那一刻，他发现沙滩上所有的人——无论男女，全都用一种惊诧中分明含有愤怒的目光凝视着他，好像只有他一人赤身裸体地闯进了一群衣冠楚楚的绅士和淑女之中。于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便是，赶紧扒下自己身上的游泳裤，和大家光成一片。
蜀津能穿鞋，那是因为他父母双双都是南下干部，参加革命早，级别高，待遇好。爸爸是地区盐业局局长，妈妈是医药公司书记，家里的状况，显然比他的同学们好得多。
虽然我和蜀津住在同一条安子街上，相隔不过几户人家。可是，我家住的是那种川东县城里极其普遍的同类型的木板拼架的房子，老态龙钟，歪歪倒倒，经风雨剥蚀后已经发黑朽损的门板，与千脚泥结成的煤球状疙瘩的泥地，明显刻下了这一排相挨着的破房烂屋的古老年轮。这种老式房屋的采光很不好，没有窗户，除了门槛内侧有一团屋外投下的光团，屋里显得黑蒙蒙的。
蜀津一家呢？他们住的是医药公司的宿舍，楼上楼下，全是木地板，四壁皆白，厚厚的盒子门。属于蜀津独自拥有的卧室在楼下。床头柜上，居然还有一台一按就响的大收音机！
我上蜀津家玩，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蜀津的卧室，从小便是我既羡慕，又忌妒，经常一呆半天，赖着不想走的地方。
         
右一毛根儿朋友蜀津、罗学蓬、刘崇池、胡晓红。这张照片是去年蜀津娶儿媳妇，我和老伴胡晓红前往永川参加婚礼时，在酒店门前照的。

同学会上，大家要我讲几句。头发都白了一半的罗某，面对昔日幼儿园、小学的同学们，深情回顾了两件往事。
第一件，发生在我的幼儿园时代，为了引出老同学们的笑声，活跃一下会场气氛，我故意用调侃、夸张，甚至变形的语调说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罗学蓬同学天纵英才，活力四射，算得当今世界，一颗激情四溢的情种。当我三四岁的时候，不仅已经具有了远超古代大帅哥潘安之容貌，更是成为了全幼儿园小女孩狂热追求的白马王子。
一次，为了躲避一个情迷心窍的小女孩疯狂的追求，我被迫躲进了厕所。在场好几位男女同学可以作证，那时的第一居民委员会办的幼儿园，就在我们此刻身处的四牌坊小学大门的斜对面，直线距离不出百米，那硬件设施啊，是相当的简陋，厕所地面用廉价木板拼接而成，高低不平，上面有一长排黑窟窿。我面对追进厕所的小女孩，正在往后退缩，不料一下踩空，像砣石头一样，直直地坠入了黑窟窿里，小小的身子立即被屎尿淹没。好在坑底粪水不多，我挣扎着爬起来，粪水只淹到我肚脐眼一带。粪坑里一片漆黑，只有几道光束直直地从黑窟窿投射下来，强烈的氨气，刺激得我睁不开眼睛，甚至无法呼吸。我泡在粪水里，不顾一切地大哭大叫。上面的老师们也全都吓坏了，一个个束手无策，不知应当怎么救我。
过了一会儿，一位女教师无意间看见靠墙倚着一把农民舀粪时使用的打舀，灵机一动，抓住打舀上长长的竹竿子，从黑窟窿里伸下来，大声叫我紧紧抓住竹竿子，把小屁股坐在打舀上，两个老师猛地一用力，将我悬空从黑窟窿里拉出来，救我出了生天。
坠落粪坑，老师用打舀将我舀起绝无半句虚言，可小女孩狂热地追求我，那就是扯淡了。事实是，老师分发黄糕粑，我几口把自己的吃完，见同桌小女孩手里还有半块，于是一把抓过，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往厕所里逃，结果酿成惨案。
第二件事，发生在四牌坊小学。一连串大案要案的发生，全都因为我那一泡可以入药的童子尿！
那应当是我上四年级时候犯的案子，我的班主任老师刁灿德，刚刚燕尔新婚，夫君是一位现役的人民解放军军官，照片看上去很英俊。我一调皮犯错，就被刁老师逮到她寝室里享受单人关押的待遇。那正墙上，就悬挂着刁老师和全身腰皮带发岔，一身戎装的军官夫君的排排照。
一天午饭后，全校学生集体睡午觉。我在座位上像条蛆一样扳来扳去，无论怎样也睡不着（我一生未养成睡午觉的习惯），坐在讲台上的刁老师不断用目光瞪我，示意我不要捣蛋，不要影响同学们睡午觉。过了一会儿，我举手报告，要上厕所。刁老师对我有情绪，于是来了个不允许。我呢？尿胀得慌，就把邻桌同学，绰号粪狗的刘孟然的饭钵钵偷偷拿过来，夹在裆下，无声无息地冲了一泡尿。
当时无事，可刘孟然一醒来，案子就发生了。
刁老师呢？轻车熟路，如法炮制，又把我逮到她寝室里关单人号子。怒火澎湃的刁老师也实在欠缺了一点儿冷静，我是个活生生的，有着水火之急的人，又不是个物件，时间关久了，怎能不出事？
刁老师可能是太生我的气了，安心好好教训一下我，居然半天不来提审我，简直就像忘记了她寝室里还关着个小活人似的。
我实在无聊、疲倦得受不了，索性躺在刁老师婚房的双人床上，拉开大花花被子，蒙着脑壳睡了一觉。
一觉醒来，老师没来，尿又胀了。
下得婚床，四下看了看，进门处墙角洗脸架上，有一面盆，拿它当夜壶用用，倒是不错。可一个十来岁小娃娃的脑壳简单得太可以，直觉不能把尿屙在面盆里，刁老师跨进门槛，肯定一眼就看见了，即便要屙，也得屙在一个她不容易发现的地方。于是，我这天纵英才灵机一动，放弃了面盆，从桌子上提起温水瓶，把温水瓶里的开水，“哗哗”倒进面盆里，然后再将瓶口，对准我的小鸡鸡，舒舒服服地屙了一泡尿……
这泡尿倒是痛快淋漓地屙进了刚刚新婚不久的刁灿德老师的温水瓶里，可也把我从全江津最有名的四牌坊小学，屙到了大西门外，破破烂烂的西郊民办小学去接着读高小。所以，那张全班同学的毕业照上，已经没有了罗学蓬，而是作为一名特邀嘉宾，出现在校园坝子边上那株上了年纪的黄桷树下的集体照中。
蜀津在左边第六。我在右边第三

罗学蓬

4、房东的宝贝儿子

江津文学界的朋友都知道，八十年代发表在《滇池》上的一个短篇小说《吉人巷里的悲喜事》，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为我的大半辈子，挣得了一张平静的书桌。
这篇小说，我写的是吉人巷的左邻右舍，男女老少在人祸天灾的日子里，如何天良不灭，相互取暖，以诚以善待人处事，讴歌了人性中诚实与善良的伟大。
其实，吉人巷我不过是顺手借用了这个吉祥的地名，而小说中的左邻右舍，全都是我住家的安子街上的烟火草民，饮食男女。
安子街不长，在县城中纵贯南北，北面是衙门口，历朝历代是县衙和县政府所在地，四九年以后，公检法三大机关一道门进出，全都挤在这前朝的大衙门里。南面尽头处是文庙，一道高高的涂着大红颜色，用绿色琉璃瓦盖顶的围墙，将文庙环围。围墙外面，便是长长的，江津人称红壁头的窄逼巷子。后来，宽大的文庙改做了县政府招待所。顺着红壁头，可以经蒲草田，一直通到南安门，出南安门，眼前便耸立着高高的武城山。放眼望去，满山遍野，都是圆滚滚的鹅卵石，和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洋槐树。一条土路由山脚直直爬向山顶，土路两侧，还有着远古时代残留下来的石相生，少时我们一帮每天背着背篼上山捡柴禾菜脚叶的细娃儿，经常骑在缺鼻子少腿的石相生上玩耍。山顶是一个大坝子，坝子内侧边上，掩映在绿树翠竹之中的一大片土墙黑瓦，当地人称黄家院子。叫院子其实不确，它是一个有着几十户人家聚居的大村子。
历朝历代驻扎在江津的军队，便在能够俯瞰全城的武城山顶的坝子上跑马射箭，舞剑抡刀。久而久之，坝子成了演武场，山也被称作武城山。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坝子依然是驻军的训练场地。有次带着我们上山捡柴的曾淑良曾孃孃的长子王嘉兴，在坝子边的鹅卵石埂子上，捡到了一支带枪套和子弹匣的手枪，嘉兴哥哥也不过十四五岁，吓坏了，不知咋个办，就把手枪放进背篼，扯几把红苕藤来遮盖起，把枪背回了家。没想枪一进屋，差点没把他妈妈吓死过去！待清醒过来，赶紧叫二儿子小崽去衙门口照相馆，把老公罗跃光喊回来，两人带着嘉兴背着枪，去几步远近的衙门口公安局投案自首……
曾淑良在安子街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算是一朵艳压群芳的街花了。人长得出色，皮肤好不说，她还有一副极漂亮，极霸道的金嗓子。曾孃孃一身上下，内内外外好完了，可是满街人都瞧她不起，因为她在包括地、富、反、坏在内的“黑四类分子”中，占着一把极不光彩的交椅：坏分子。
在老百姓看来，地、富、反都是历史和政治问题，唯有排在末位的“坏分子”，是和自己的操行和修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坏分子就是坏蛋，女坏分子就是女坏蛋，通常与个人作风结缘。依照中国老百姓的传统看法，万恶淫为首，女人不贞，比地主富农反革命还要坏上百倍千倍！
其实，据我后来稍谙人事后的理解，在那种饿死人的年代里，我绝不赞成曾孃孃应当禀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陈腐理念来苦度灾年。再说，你真要保住了节操，光荣饿死，也没得哪个会下旨给你立一座贞节牌坊。
我当然没有证据说曾孃孃就真地做过拿身体换吃食的事，但我的想法是，即便做过，也没啥了不起。头上顶着顶黑帽子的曾孃孃，政府不可能给她安排个工作，她嫁给老实巴交、三扁担砍不出一个屁来的罗跃光之前，结过一次婚，男人姓王，我的王嘉兴哥哥，就是她第一次婚姻的果子。再嫁罗跃光后，又一连串生了小崽、运志、小娟、小尾四个娃娃，上面还有个罗跃光的老妈，每顿八张嘴巴吃饭，连起来比扁担还长，仅靠罗跃光那30来块钱，咋个养得活这一大家子？我家是父母都有工作，每月工资加起来不到70块——毛泽东时代工资收入极其稳定，20多年人民大众从来就没有要求提工资这个概念——加上三兄弟一个外婆才六张嘴，也还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哩。
所以，头上戴着“坏分子”黑帽儿的曾孃孃，就像霍桑笔下那个额头上被刻上了红字的女人，在安子街上就成了人人都可以踩一脚的有罪之人。虽然因为曾孃孃人长得特别漂亮，戏又唱得特别好，满街的婆婆大娘看她仍然从不用正眼，提到她的名字也是一脸鄙夷，慌不迭做出一副正人君子模样，忙着和曾淑良划清界限。可是，满街形形色色的适龄男人却不同，一个个都喜欢和曾孃孃套近乎，能背着自家老婆逮着机会和她搭上两句飞白，分明都是很舒心的事。
五七年以后，阶级敌人的庞大队列中又新增了一位新成员：右派。“黑四类分子”这个有着特定政治意义和时代色彩的正式称谓，也就与时俱进，顺应潮流，变成了“黑五类分子”。
曾孃孃这个阶级敌人，是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离我最近，最不凶恶而且最能干的阶级敌人。她家和我家，还有一个白克芳白孃孃，三家人都是租的“猫猫药酒局”老板李渐鸿的房子，五七年公私合营不久，李渐鸿的医馆被归并到中医院去了，爱唱围鼓戏的李渐鸿再不唱戏，不久后一命鸣呼，径赴瑶台，丢下老伴黄建荣黄孃孃，和剩男儿子李光全相依为命。
李光全不是个好东西，四九年以前，包括五七年公私合营之前，他仗着老汉的“猫猫药酒局”医馆细水长流，吃不完用不完，和红壁头的骨科太医曹济州一样，川剧院里一年到头定着长座。可公私合营以后，医馆没了，出租给佃客的房屋，产权也都转归了房管所。连我家缴房租，也不关李太医和黄孃孃的事了，拿着房租本直接上房管所。如今老汉一死，两手空空，万般无奈的黄孃孃，只好用竹篾折在过去用来堆柴禾的楼上，夹了一个偏偏，摆了一张祖上传下来的黑漆雕花大牙床，和一张单人床，与李光全相依为命。实在锅儿吊起当锣打了，黄孃孃再厚着脸皮出趟南安门，到武城山顶的娘屋黄家院子，去找姐妹弟兄讨一挑红苕，一背篼包谷，弄回来填填肚子。
这样一来，由原来的房东黄建荣和她儿子李光全，罗跃光曾淑良一家八口，罗文瑞滕彩云一家六口，再加一个老公在泸定当养路工的白克芳（白在北固门针织社做挡车女工，她的老公是原房东黄孃孃的亲弟弟），这样就有了四家人。而且这十好几口人，四眼灶，全都在一个大灶房里——就是说，每家靠大街的门都是各自开合，可各家都通向一个共用的大灶房，四眼灶，全都围着一个青条石嵌就的天井。每天一到煮饭时候，只见天井四周烟雾腾腾，人声喧闹，并杂以锅碗盆瓢之声。